最近从北京同学那里听到1989年6月4日被枪杀的人里面，有家住纺织部东郊设计院宿舍的当时29岁年轻人 “袁力”。袁的父亲是设计院工程师，母亲是儿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当时屠杀发生后，袁家找不到儿子，母亲都快急疯了，家里人找遍了北京所有医院。最后发现袁力是躺在海军总医院里的第二号无名尸体。由于袁家住在北京东郊的英家坟纺织部研究院宿舍，离我家以前住的东大桥中纺部宿舍有几公里远，相互并不直接认识。可怜的年轻人，曾是北交大研究生，当时已获赴美读书签证。

袁力父亲也在1968-69年下放到纺织部的湖北安陆“五七干校”，可惜我在当时不认识他们家，估计因为他比我岁数小5岁而未入安陆一中。他们家后来去了山东济宁。

从照片上的说明看，袁力应该是积极参与了六四的示威运动。这是《89.64死难者名单照片》中的第12张照片：

《89.64死难者名单照片》： http://www.fragrantflowers.net/document1/89%E2%80%A264%E6%AD%BB%E9%9A%BE%E8%80%85%E5%90%8D%E5%8D%95%E4%B8%8A%E7%9A%84%E7%85%A7%E7%89%87.pdf


以下摘自 https://truth30.hrichina.org/chs/yuan_li.html ：

袁力，男，29岁，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家庭所在地：北京市。 6月3日下午，袁力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一起手挽手阻拦从人民大会堂里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士兵抢夺一辆在府右街附近被民众拦住的运送枪支弹药的卡车，劝说他们退回人民大会堂，直到晚8时才回家。当晚约11半，听到军事博物馆至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遂骑自行车前往，彻夜未归。6月4日，家人开始四处寻找，找遍了北京市内的44家医院，都未找到。直至6月19日，终于在海军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据知，袁力离家不久便在木樨地咽部中弹，子弹由咽部射入，后背尾处射出，鲜血染红了背心和整条牛仔裤，因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成了无名尸。袁力遇难前已接到美国某研究所的入学通知书，预定9月前赴美深造。其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袁力的父亲袁可志、母亲李雪文、姐姐袁刃均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父母现已去世。

以下转自：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301004.html：

《回眸“六四”二十年》

袁可志 李雪文

1989年6月3日上午，袁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说：“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或许有不少人也抱着同样的幻想。当天子夜11点半，袁力在木樨地饮弹的一刹那，才恍然大悟，原来子弟兵也会听从杀人犯的指令，明目张胆地向无辜平民和青年学生盲目扫射，制造了一场十里长街大屠城。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此期间被人认领取走的尸体不知有多少？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塞满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医院太平间以外的尸体有不知道有多少！

“六四”惨案过去二十年了，在头几年里，不仅“六四”家属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非难属对“六四”说句公道话就会坐牢；全国老百姓也都生活在政治恐怖气氛中，对“六四”噤若寒蝉；有不少难属甚至隐瞒亲人被枪杀，不敢承认自己是“六四”难属。以后因杀人犯的死去，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遂对“六四”逐渐淡忘。又在“和谐社会”的新口号下，恐怖气氛才淡化消失。可是“六四”难属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仍然被压制，甚至借故被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迄今“六四”难属依然处于各种新的监视手法下。

二十年来，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行径。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六四”惨案最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杀人犯杀人成性的本质，杀人犯及其追随者竟然提出谬论，说什么正是“六四”事件才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逻辑，难道和平解决“八九”学运反会降低政府威信，反会造成社会混乱而延误经济发展吗？！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全方位的和平政策足以鉴证这一点。正如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所说的：“如果把稳定看做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长久。”又如俞可平的文章指出：“动态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你有意见，你要抗议，我就不让你抗议，你要反映，要抗议，我就采取措施处罚你……我们可以说：“六四”开枪杀人是“处罚你”的最野蛮、最残忍的极刑处罚，由于“六四”杀人才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谬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有理论”。

有人说袁力是一个给刽子手送上门去的书呆子；也有人说袁力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书呆子也好，英雄也好，只要你违背杀人犯的意旨，谁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袁力只因为坚信党、坚信解放军以至惨遭杀害。

1947年10月13日，二野向大别山挺进过程中，在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凶残案件：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副连长赵桂良因为私拿一家商店的布匹和粉条，被政委宣布枪决。赵桂良私拿粉条是为了“孝敬”首长，布匹是给小战士做衣御寒。当时司令员声音低沉而颤抖地说：“赵桂良本是一个打仗勇敢、关心战士的好干部。”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枪决，可是杀人成性的政委却借口军法从事，不顾小战士们和商店老板下跪恳求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将赵桂良处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军法条文：“一个官兵私拿别人价值不高的的物品，就该处以极刑”？这无非是政委为了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慑力而草菅人命，也就完全暴露了他那杀人成性的本质。解放以后，由他下令开枪杀人并非只有“六四”一次。从他历次的表现看，笔者敢说：“只有杀人才能镇服百姓，才能贯彻其个人意图”是他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二十年来，生活在监控和压制下的同时，作为“六四”难属，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国内外素不相识的和平人士给我们寄来捐款和慰问信，我们曾收到过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声援和同情，有的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所有与我们相识的共产党内离休老干部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并登门慰问。袁力原单位同事们不但前来慰问，还为袁力建墓立碑纷纷捐款，参加袁力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达三百余人之多。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得悉我们为“六四”遇难的儿子扫墓时，免费把我们送到万安公墓，与我们一起扫墓祭奠，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家，而且以后每年两次（清明和“六四”）开车送我们去扫墓，迄今年年如此，从未中辍。这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是多么地珍贵和鼓舞人心，使我们下决心必须好好活下去。想当初，袁力一死，我们悲痛得真不想活了，曾萌生自尽的念头。经亲朋劝慰，冷静思考后，认识到自杀的话，岂不便宜了刽子手，而且杀人犯还会给我们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我们更感觉到好好活下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互慰互励中给了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在抗争中树立起乐观的信心，正义必伸张，罪恶必将得到惩罚。

我们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92岁老翁 袁可志
82岁老妪 李雪文
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
=====================================

看袁力父亲应是1917年生，比我父亲还年长3岁。袁老先生43岁才得子，未料29年后被共匪当街射杀，青春而亡，白发送黑发，怎不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