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部政治经济失衡与中美冲突

中美关系突变，同时也是美国内部经济政治失衡的集中表现，很大程度上，它是美国内政的外部延伸。

导致美国内部政治经济失衡并殃及中美关系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内部的社会撕裂。多种调查数据和现场观察都表明，美国财富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无论与美国历史比较，还是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当代美国的贫富差距都是前所未见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沿着不同种族、阶级、民族之间的分界线展开，并集中反映到互不妥协的政党政治之中。二是美国人种比例的变化，白种人所占人口比重日益下降，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少数，这加剧了盎格鲁-撒克逊等白人族群的焦虑，并催化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催化了共和党人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同时催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尖锐对立。三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趋势。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同时也由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受节制，美国大量工业转移海外，虚拟经济大规模兴起，这直接导致了工业制造业岗位的大规模流失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上述几重因素，已经成为美国内部矛盾的结构性因素，无论主观如何努力，客观情势已经几乎不可逆转。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加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性的推动，美国的内部矛盾就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并很容易为政治势力操纵，成为中美矛盾冲突的内部温床。

中美关系突变的三大原因

中美关系的突变，可以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衡性，乃是这一矛盾关系发生突变的根本原因。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尤其是近200年来，差不多每隔3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会发生一次缘于其不平衡性而导致的秩序调整，“一战”、“二战”、冷战以及今日中美新冷战，莫不如此。

在秩序调整期，世界进入一个明显的动荡期，新的秩序只有等待旧有矛盾冲突能量释放完毕之后才可能重新建立。其间的摩擦、对立、遏制甚至战争，都是可以想象的。

导致中美矛盾突变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角度分析，则有以下三大原因：

首先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不断演变为一次次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被G20机制采取的各种措施抑制住了，但各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却未能获得根本解决。金融危机之下，世界经济板块格局重组，美国利用货币发钞国地位对全球财富的转移机制、利用虚拟金融经济对各国实体经济的掠夺机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财富循环机制被打破，利用外部资源解决内部矛盾的回旋空间大大缩小。由此导致美国内外矛盾的不断加剧。

其次是中国经济板块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衡性的典型表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流动的资本、技术、信息、劳动等经济要素网络中，中国崛起导致诸要素位置排序日益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动，国际贸易、投资、生产中的利润分配格局发生日益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由此导致本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受到极大的扰动，美国秩序遭受巨大冲击。当代国际政治的动态关系，根本上决定于国际经济的动态关系，经济关系变了，政治关系一定随之发生变动。

第三，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动以及中美冲突的深层原因。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常常带动新技术革命，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摆脱危机。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便不断演进，并在此基础上向智能化、自动化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一技术变化趋势日益明显，其直接结果，是少数高科技企业利润率日益高企，而多数低技能劳动者则越来越被排除在现代制造业的门槛之外。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潮，美国民意对中国抢夺美国百姓工作的误解，均与其背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相关。

上述三种原因，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当这三大矛盾运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量变就会变成质变，矛盾冲突便会益发尖锐而不可调和。中美关系的全面冲突，即是这三大矛盾运动发生质变的突出标志。